曾几何时，有人这样写道：“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的话，那么，获奖的第一人必定是费尔南·布罗代尔。”此话虽是戏言，却也不无几分道理。至少，布罗代尔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从中可窥见一斑。
其实，也曾有历史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。就在布罗代尔出生的1902年，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·蒙森便获得该奖。不过，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，而不是史学奖。尽管评委会自有说法，但历史学家获得文学奖，这多少有些不伦不类，令人啼笑皆非。据说布罗代尔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，具体是哪年的事，不太清楚，但结果是明了的，他没有当选。看来，评委们对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太认同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他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，而没有人或很少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布罗代尔的缘故吧！
但是，倘若真的设立了诺贝尔史学奖的话，布罗代尔就一定能获得吗？在我看来，他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胜算。因此，我同意开篇所引述的那种说法。也许有人会指出布罗代尔的史学已经过时，也许有人会说某某历史学家在某方面做得比布罗代尔更好，但是还有哪名历史学家比他给历史学带来的转变更大呢？考虑到这一点，人们没有理由不将诺贝尔史学奖授予他，当然，前提是这个奖的真实存在。
不过，想像一下诺贝尔史学奖的存在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假若布罗代尔获得了诺贝尔史学奖，我想，他获奖的理由应该是“他的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》（以下简称为《地中海》）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（地中海）、一个时代（菲利普二世时代）的历史，更重要的是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所体现的‘整体历史观’为历史学带来革命性的贡献”。要点在于，布罗代尔对历史学做出的“革命性贡献”。
那么，顺理成章地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：在许许多多的伟大历史学家中，为何唯独布罗代尔的贡献，而非其他人的贡献，是“革命性”的？这的确是个问题，而且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之所以重要，其原因在于，问题的答案揭示了传统史学和一种新史学（年鉴学派史学）的根本性的分野。
传统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，它以时间为坐标，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。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作上，可以看到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叙述性———描述“实际发生的事情”。在这些描述中，历史学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能构成“事件”的那些“重大事情”，其结果历史便成为帝王将相的编年史，而丰富的历史内容，如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等，则被大大地遗弃了。在这种线性叙述中，隐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———历史发展的因果性。
传统历史学的弊端是明显的。布罗代尔的先驱吕西安·费弗尔和马克·布洛赫认识到这一点，试图摆脱兰克式旧史学所强调的纯政治史、纯制度史或“战役史”，扩大历史学的视野，将历史研究引向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。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种“全面的历史学”，这种历史学通过研究某个问题，不仅将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反映出来，而且还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全部纳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。但是，布洛赫在1939年的遇难，以及费弗尔作为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局限，使得他们在这条路径上走得并不顺利。具体地说，他们在方法论上遇到了一大难题。由于“全面的历史学”涉及许多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因此事件的编年史方法已不能满足这种史学的要求，无法反映出这些领域的全貌。究其原因，可以说，他们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历史编纂方法。
这一任务幸运地落到布罗代尔的肩上。作为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，他从费弗尔和布洛赫那里吸纳了充足的养分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和超越了他的前辈，系统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学———这最早、也最充分地体现在那部耗费了他十几年心血的成名作《地中海》上。在这部著作中，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（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），每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。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，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环境。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，几乎是转瞬即逝、瞬息万变，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件，可以说，传统史学就是在这一层面中展开的。介于这两种层面之间的是社会时间，它的变化节奏较之地理时间快得多，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，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集团的历史，也就是社会史。在这三种时间中，地理时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不变的，可视为历史中的常项，在历史研究中只起辅助作用，意义相对不大；而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则是历史中的变量，对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。而在后两种时间中，个人时间上所展开的历史恰恰是年鉴学派所反对的那种事件史，布罗代尔认为是表面化和肤浅的；在他看来，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，因此，也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时间层面。
到此为止，布罗代尔的史学已经系统地表达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他的史学中，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，而在这三种时间中，他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，这正是他的史学的关键之处。社会时间使得费弗尔和布洛赫没能彻底实现的那种“全面的历史”的理想，在布罗代尔这里成为现实。“全面的历史”在布罗代尔的史学中也就是一种“整体的历史”，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“整体”，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、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。要反映出这个“整体”，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－功能关系，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，必须借鉴经济学、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，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。这种研究方法是“共时性的”，与传统史学的那种“历时性的”研究方法截然不同。因此，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，对布罗代尔来说就十分合乎逻辑。但“共时性”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，布罗代尔发现并选择了“社会时间”来扮演这个角色。一方面，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，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；另一方面，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，这又使其能满足“整体历史学”所要求的“共时性”研究取向。
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，它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更趋合理。在他之前，没有谁对传统史学摈弃得如此彻底，没有谁的史学体现得如此有创意。因此，称他的史学具有“革命性”，此说并不为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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